谢迪扬

复旦大学法学院

摘要：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延伸，数据安全共同体理念具有五维内涵，应发挥其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数据规则建构的理论指导功能。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数据规则与数据安全共同体理念相比仍有差距，通过借鉴其他双边、区域性协定中的数据规则，结合“一带一路”成员发展现状，提出完善建议：国家维度下，增设政府采购数据“可追溯性”、存储、保密条款，发展数据交换中的安全规则；人民维度下，设置总则性的个人数据保护条款，采纳分类保护规则；主观维度下，强化信任、信心、参与度、通知、救济规则，提升人民数据安全感；工具维度下，建立个人生物、交通数据的附条件共享机制，积极利用数据促进区域安全；发展维度下，采纳政府数据开放与数据包容性条款，并适当限制例外条款的适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数据规则；数据安全共同体

程雪军

同济大学法学院

摘要：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驱动下，算法技术快速兴起并深度嵌入金融服务行业，促进了各类金融科技平台的崛起。然而，算法技术具有内在的技术缺陷，这导致金融科技平台从算法向黑箱嬗变，即金融科技平台利用算法黑箱可能引发潜在的金融风险，衍生法律问责困境，滋生算法伦理规制问题。因此，对金融科技平台算法黑箱进行法律规制具有必要性。为化解金融科技平台算法黑箱带来的问题挑战，通过采用比较分析方法，有条件地借鉴国际主要国家与地区(欧盟、英国、美国、新加坡)对金融科技平台算法黑箱开展法律规制的经验，我国可以从算法透明、算法解释、算法问责、算法伦理层面作出相应的法律规制回应，完善金融科技平台算法黑箱的法律规制路径：推进事前审查与算法备案，提升算法透明；落实事中金融科技平台的算法解释义务；构建基于信义义务的事后算法问责机制；从事前、事中与事后加强算法伦理规制。

关键词：金融科技平台；算法技术；算法黑箱；国际法律规制；算法问责

任虎、赵雯璐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

摘要：国际贸易条约作为国家之间相互权利与义务的约定，关涉国家重大利益的安排，故其决策应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但WTO协定、国际人权协定，以及我国既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评估相关的中英文表述比较混乱，急需正本清源。国际贸易条约的评估可分为缔约前影响评估和缔约后履行评估，前者注重谈判结果的预测，旨在确立谈判策略；后者注重条约履行效果，旨在重启谈判，或协商修改条约。国际贸易条约的评估机制作为条约评估的“规律性模式”,主要包括触发、实施和回应等三个主要程序。

关键词：国际贸易条约；评估机制；事后履行评估

孙路瑶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摘要：DS583争端方依据DSU第25条提起仲裁，并将其“视为”上诉仲裁。“仲裁”与“上诉”本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争端解决方式，二者为替代关系，不能同时作为同一个争端的解决手段。WTO部分成员之间达成的MPIA,起到了衔接两个程序的作用。“DS583仲裁程序”实质为MPIA下的上诉仲裁程序的第一次实操，其裁决具有上诉仲裁裁决的效力，即该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且不会被撤销或被宣布无效。原因在于“DS583仲裁程序”与MPIA下的仲裁程序基本一致，且“DS583仲裁程序”处理的实体问题为“专家组结论”，而不是引起争端发生的最初争议措施。在上诉机构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下，DS583通过实质上为MPIA下的上诉仲裁程序解决了上诉问题，重新树立了成员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信心。

关键词：DSU第25条；MPIA；上诉仲裁；仲裁程序

赵德铭、金挺峰、周文桐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摘要：东道国对于特定国家、地区、行业、实体或者个人等制裁对象所实施的经济制裁措施，可能损害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投资权益，从而引发国际投资争端。如果外国投资者利用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机制诉诸国际仲裁，东道国经济制裁措施的合法性和适当性将可能在ISDS机制下接受国际法层面的审视和考验。基于这一前瞻性考量，中国有必要以相关ISDS实践以及经济制裁实务为基础，预判在涉及经济制裁的投资争端仲裁程序中，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对管辖权、经济制裁的合法性、经济制裁与投资待遇的关系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问题上所可能提出的主张和抗辩，以及中国作为东道国和海外投资者所分别面临的潜在风险，同时准备相应的立法或者实践方略。

关键词：投资仲裁；经济制裁；ISDS；反措施

李贤森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摘要：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日益密切，政府与企业面临的投资争端压力不断增加。妥当选择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式，对“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的影响重大。投资仲裁是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主流方式，根据审理案件的主体可分为ICSID投资仲裁(以下简称ICSID仲裁)和Non-ICSID投资仲裁(以下简称Non-ICSID仲裁),两者在管辖基础、仲裁程序、监督体系和执行机制上差异明显。推动Non-ICSID仲裁的建构与发展，能够增强国际投资仲裁市场的竞争性，有助于建设开放多元、公平合理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更好地维护我国政府与投资者的权益。当前我国Non-ICSID仲裁制度的建构面临投资争端可仲裁性不明、临时措施难以适用、执行机制不完备等问题，导致其发展受到严重限制。为避免过于依赖由西方国家规则主导的ICSID仲裁，并为创设“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积累经验，我国可以《仲裁法》修订为契机，通过加快国内投资仲裁规范建设、完善国内投资仲裁司法监督机制、加强国际投资仲裁制度衔接等方式，促进本国Non-ICSID仲裁的成长发展。

关键词：国际投资仲裁；Non-ICSID仲裁；投资仲裁裁决的执行；《仲裁法》修订

朱文龙

赣南师范大学

摘要：仲裁在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纠纷的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亟待改革，调解作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受到诸多关注。现有的投资协定对此早有规定，并可分为自愿调解和强制调解两大类，前者是主流，后者发展势头在近些年开始有所显现。从规则角度看，通过分析已有投资条约中的相关规定以及各国提交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意见书，很难说加强调解已成为世界各国之共识；从实践角度看，通过分析调解的有效性以及《新加坡调解公约》对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的适用性，调解之发展仍面临较大挑战。我国已有投资协议对调解的规定表现出数量甚少、内容简单、任意性强等特点，反映出我国之前对此并未予以特别关注，如果我国未来想要更多地发挥调解的作用，可以考虑借鉴《毛里求斯公约》的模式，或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框架下进行尝试，通过制定有竞争力的调解规则，逐渐从规则竞争过渡到秩序竞争，并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关键词：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调解；改革；新加坡调解公约；因应

张一祯、蒋正雄

上海海事大学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翔龙案”的判决书存在诸多问题。从表述上看，判决书前后存在矛盾；从逻辑上看，判决书混淆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结果上看，判决书明显对原告收货人有失公平。本文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质疑：一是托运人与收货人是否当然地受到提单并入运费条款的约束；二是收货人是否当然地受到提单并入留置权条款的约束；三是当判定提单中并入条款的效力为无效时，承运人是否将丧失对抗收货人的提货请求；四是如果在收货人无需承担支付运费义务的情况下，承运人是否还有留置货物的权利。笔者针对判决书存在的上述问题，重新梳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最终得出应然的审理结论，即法院不应认定期租下的承租人在无留置权的情况下拒绝卸货。本文还将“翔龙案”与其他同类型案例作了比较研究。

关键词：留置权；提单；承租人

杨永红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杨运涛 西南政法大学

摘要：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赋予了受到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侵害的我国公民和组织向法院起诉的司法救济权。如何在实践中运用上述救济权，我们有必要从如下三个角度展开研究。从侵权行为的角度出发，我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执行和协助执行歧视性限制措施的行为，具有民法上侵权行为的基本特征，我国法院应当依托《民法典》审理《反外国制裁法》中的侵权之诉。从侵权责任的角度出发，上述行为构成含有帮助行为的共同侵权行为，其中外国公主体是实行人，外国境内的私主体是帮助人，二者承担相应的责任且有可能构成紧急避险。从侵权赔偿责任角度出发，被侵害人是我国公民或组织，同时其受损害的合法权益是财产或人身自由权益，其应当具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关键词： 侵权行为；侵权责任；损害赔偿；歧视性限制措施；外国制裁